张明楷教授丨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犯罪构成
发布时间：2020-09-22 09:38:33浏览次数：
2018年3月，浙江省检、浙江省高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文，对相关套路贷刑事案件办理提出指导意见。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针对有关“套路贷”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2019年7月，浙江省高院《关于办理“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出台。刑事实务中“套路贷”案件表面上看都存在财产型犯罪的行为特征，侦查机关通常对行为人以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或者诈骗罪等罪名实行刑事拘留，但后期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量刑的争议极大。张明楷教授在《人民法院报》2019年10月10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正好切中时下“套路贷”案件激增的要害。特此推荐，以飨诸君。
众所周知,定罪不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其一,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大前提是固定的,但在定罪时,作为法律规范的大前提的含义并不固定不变,因为法律的基本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现的,是通过审理案件发现的。其二,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小前提也是清楚明白的,但在定罪时,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具有多个侧面、多重属性,对之可以作出多种归纳与分析。其三,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结论是最后形成的,但在定罪时,往往会出现先有结论(预判),后寻找大前提(所谓三段论的倒置)的情况。
但是,大体而言,定罪也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从形式逻辑规则的观点来看,对法律案件的决定是根据三段论法作出的,其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的情况是小前提,案件的决定是结论。把案件的决定看作是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得出的结论,对于彻底确立法制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制的实质就在于使所有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而在法的适用方面,只有当适用法的机关准确地和正确地把法律规范适用于一定的具体情况,即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决定法律案件时,才能出现这种相符合的情况。”([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判断犯罪构成符合性时,应当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大前提,以具体的事实为小前提,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具体地说,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把应当判决的、具体的个案与规定基本犯罪构成、加重及减轻犯罪构成的刑法规范联系起来;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是司法工作人员思维的两个界限;司法工作人员要从案件到规范,从规范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对于案件事实,要以可能适用的犯罪构成为指导进行归纳和分析;反之,对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通过特定个案或者案件类型进行解释;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比较者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将案件事实向刑法规范拉近,另一方面要将刑法规范向案件事实拉近。
显然,不管定罪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还是一种三段论的倒置,都要求将刑法规定作为大前提,也可以说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犯罪,不符合的就不是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直接或者变相地用另一种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现象,典型的便是“套路贷”概念。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只要有“套路”就是诈骗,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然而,“套路贷”并不是一个刑法概念,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或者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从刑法角度定义“套路贷”对认定犯罪并没有任何意义;“套路贷”的概念与定义不能成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律标准。其一,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然后直接得出该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的结论。因为这种判断方法完全用“套路贷”概念取代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因而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在认定具体犯罪时,如果一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就不能借助“套路贷”的概念使之构成犯罪。因为这种做法不是根据刑法规定认定犯罪,而是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定罪的根据,但这一根据不可能是“法律”根据,同样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三,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也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再根据刑法规定判断该行为构成什么犯罪。因为在定罪的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只有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并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概念。例如,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只需要直接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杀人行为、是否造成了杀人结果,二者之间是否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杀人故意,而不需要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再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不以其是否属于暴力为前提,而且,即使属于“暴力”也不一定构成故意杀人罪。简言之,“暴力”并不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的内容。既然如此,在认定故意杀人罪时,认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暴力”就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刑法中的任何一个法条都没有“套路贷”概念,任何一个犯罪的成立都不以行为属于“套路贷”前提,即使属于“套路贷”也不一定构成犯罪;在刑法规范中没有“套路贷”概念或者说刑法本身没有将“套路贷”本身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将“套路贷”作为适用大前提的中间概念,以及将案件事实归纳为“套路贷”,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上可见,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犯罪,根本不需要也不应当借助“套路贷”这一概念,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根据刑法规定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例如,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个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首先应当直接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上述要素;如果具备了上述要素,就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得出肯定结论,行为人的行为就成立诈骗罪(当然,缺乏后几个要素的,可能成立诈骗未遂)。
再如,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个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首先应当直接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上述要素;如果不具备上述要素,如行为人向对方出借现金后,只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为人归还借款的,就不可能符合“实施恐吓行为”这一要素(即使对方害怕被起诉,也不能据此认为行为人实施了恐吓行为),不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敲诈勒索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就能直接得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结论。对于其他犯罪的认定,也应当采取上述判断方法。不难看出,那种无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直接将刑法没有规定的“套路贷”概念作为认定行为构成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标准的做法,不可能成为认定犯罪的正确方法。
诚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4月9日《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了“套路贷”的概念,描述了“套路贷”的手法与步骤。但是,其一,作为司法解释的《意见》不可能创制一个犯罪构成,事实上,《意见》也没有创制一个犯罪构成。其二,《意见》并没有要求下级司法机关根据其所描述的“套路贷”的手法与步骤直接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其三,《意见》更没有规定“套路贷”就是诈骗罪。例如,《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显然,《意见》并没有将“套路贷”表述为“相关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而是表述为“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言下之意,一部分“套路贷”只是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是说任何“套路贷”都构成诈骗罪。再如,《意见》还指出,“套路贷”行为还可能触犯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犯罪;因此,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规定确定罪名。这显然否定了“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的观点。其四,《意见》明确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充分说明,并非因为是“套路贷”就直接构成诈骗罪,相反,司法工作人员仍然需要根据刑法规定具体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以及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五,《意见》还特别指出,不能将合法的民间借贷归入“套路贷”。换言之,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并不都属于《意见》所规定的“套路贷”,或者说,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完全可能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即使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也可能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例如,甲、乙等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A两次向公司分别贷款人民币7000元、8000元,但签订借款金额分别为14000元、16000元的虚高借款合同。公司以砍头息、保证金、管理费等名义向A事前分别收取1865元(A实际得款5135元)、2280元费用(A实际得款5720元)。甲事前明确告知A,如果未违约按期偿还,虚高的金额无需支付;但若违约,虚高的金额将作为违约金、催收费要求A支付。后A未按期还款,甲、乙等人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催讨,催讨未果后,持虚高的借条上门索债。在一般人观念中,甲、乙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甲、乙等人根本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A对所有事实与后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受欺骗。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甲、乙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使这种情形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另一方面,甲、乙等人通过上述方法索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犯罪。
总之,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依据,是定罪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除此之外的非刑法概念不得作为定罪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司法工作人员完全可能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之后,先凭借自己经过训练的直觉得出其行为构成某种犯罪的预判(或假定),然后再论证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符合性。这些做法都很正常,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认定犯罪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得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倘若将一个非刑法概念直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或者在查清事实之后,先得出有罪结论(或假定),后来没有寻找到可能适用的刑法条文,却依然根据非刑法概念定罪处刑,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的观点,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典型表现,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1、职业放贷人变换出借人，提起虚假诉讼
【案 例】
叶某以其所持有的债权凭证向人民法院起诉，称钟某、马某于2015年向其借款40万元未还，请求法院判决钟某、马某归还借款。钟某、马某认可借款事实，但主张出借人系董某，当时借条并未写明出借人，且其已经向董某归还20万元本金，叶某是董某的工作人员，董某收到20万元本金后，再由叶某持40万元的借条起诉要求归还全款，属于虚假诉讼。钟某、马某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向董某归还借款本息20万的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关联案件检索发现，叶某在本市范围内同一时间段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且所有涉案债务人均辩称叶某系为董某工作，借款本金归还一半后，叶某再以原借条金额起诉。
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杭州中院认为债务人的相关抗辩属实，叶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0元。
【案例解读】
民间资本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活跃，资金拆借活动有时呈现规模化、组织化等特点。在借款过程中，当事人应特别注意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警惕可能陷入“套路贷”的泥潭，特别要对预扣利息、变相高利、借款协议未注明借款人等情况多加留意，借款协议签订时应尽可能要求制作并留存副本，以便出现纠纷时进行比对，还款时应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或代收凭证。对于已经发生的侵犯权益的行为，包括可能涉黑涉恶的非法催讨行为，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有犯罪嫌疑的，亦应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2、当事人利用已签章的空白纸张，伪造证据
【案 例】
潘某系杭州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刘某存在长期加工业务往来。2017年，A公司起诉刘某归还欠款，主要证据为一份债权凭证，上半部分记载“刘某尚欠A公司XXX元”等信息，下半部分记载刘某的姓名和银行账户信息。诉讼中刘某辩称，该证据系伪造而成，下半部分的姓名与银行信息，确系刘某书写，但该材料形成于加工业务往来中刘某要求A公司向其指定账号打款时，而纸张上半部分所谓尚欠款项的信息，系A公司自行添加。
杭州中院查看证据之后，结合交易习惯认为确实存疑，经深入调查，潘某承认该证据确系伪造形成。人民法院查明该事实后，认为潘某伪造证据，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对潘某处以罚款10000元。
【案例解读】
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中，当事人有时会因贪图便利或疏于监管，形成已经签字或者盖章的空白纸张。在民间借贷中，常见被诉一方主张不存在借贷关系，只是曾在空白纸张上签字的抗辩。空白签章文书的流转具有巨大的法律风险，极易形成虚假诉讼，为避免陷于此种不利境地，当事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应妥善管理公章、谨慎签字，避免出具和流失已签章的空白纸张。同时，如出具的文书在纸面上留有大量空白页面，建议在正文后写明“此后无正文”等文字，防止他人擅自添加其他内容。(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3、债权人利用同一笔借款，制作多份债权凭证，进行虚假诉讼
【案 例】
刘某系建德市职业放贷人，叶某于2015年分次向刘某借款共计6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了高息。后刘某去叶某家中催债，要求叶某父亲提供担保，双方发生争吵。刘某要求叶某再出具一张6万元借条后离开，但并未将之前的借条销毁或归还。数日后，刘某在路上撞见叶某，并扣住叶某驾驶的轿车要求以该车作为借款抵押，但因为该车并非叶某所有而作罢。刘某遂又要求叶某出具一张7.2万元的借条(包含本金6万元、利息1.2万元)。之后，刘某以三张借条共计本金20.2万元，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叶某以“只借款6万元，后续出具的两份借条均为确认和结算”为由抗辩。
建德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并要求双方出具如实陈述保证书。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与法院调查的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刘某在诉讼中虚假陈述，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叶某归还刘某借款6万元以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对刘某处以司法拘留十日的处罚。
【案例解读】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同一笔借贷关系签订多份不同的借条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债务人签订多份借条，有的借贷双方在结算过程中形成多份借条或在债务展期、增加保证时签订新借条。在这些情况下，债务人常常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出具新借条时未回收或确认销毁旧借条，也未在新借条上就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写明。部分债权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以期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防范此类不诚信诉讼行为，债务人应提高风险意识，如确有必要就同笔债务出具新的借条，应回收或要求当面销毁旧借条原件，或在新借条上载明相关情况。(案例来源：建德法院)
4、当事人在证据上擅自涂改、添加内容
【案 例】
汪某向陈某出借款项10万元，由胡某、方某提供担保。陈某、胡某、方某在《借款担保协议》上签字确认，但各方对于借款的借期、利息未予以书面约定。后陈某、胡某、方某未归还借款，汪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明确借期和利息，汪某擅自在《借款担保协议》上添加内容，在借款时间一栏添加“3个月，自2016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6月17日止”，在借款利息一栏添加“2%(每月贰万元)”。陈某、胡某、方某对《借款担保协议》上汪某自行添加的内容均提出了异议。
桐庐法院查明该事实后，认为汪某在证据上擅自添加内容，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汪某的相应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
【案例解读】
在书面证据上擅自涂改、添附内容，是不诚信诉讼行为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不诚信的证据持有人在诉讼过程中，发现书面证据存在瑕疵，如借条未写明借期、利息，或借条上载明了预扣利息等内容时，会存在侥幸心理对证据擅自进行修改、添附。对于举债人而言，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如借条、欠条、借款合同、收条等)时应尽量完善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固定双方约定内容，尽量避免口头约定。发现书面证据经另一方当事人涂改、添加内容的，应积极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反证据。借贷双方形成口头约定的，应尽早转化为书面协议，切不可想当然地依据口头约定的内容擅自在已有的借条上涂改、添附，妨碍民事诉讼。(案例来源：桐庐法院)
5、当事人在法庭调查中，虚假陈述
【案 例】
徐某持有借条等证据起诉陈某、李某、陆某共同归还7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在庭审中，被告李某辩称已经现金归还全部借款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徐某的通话录音。通话录音显示，李某以借款还清为由要求徐某归还借条原件，徐某在通话中确认了本案7万元的借款已经还清，并表示借条暂时押在案外人处，等收回之后再归还给李某。李某提交的该份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徐某系虚假陈述。
萧山法院认为，徐某在本案中就借款归还的重要事实未如实陈述，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
【案例解读】
在小额民间借贷中，款项往来有时采用现金的形式，当事人间常常对于借款是否交付、本金利息是否归还等事实各执一词。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借贷双方均可能利用这一点，就借款关系是否生效、还款义务是否已履行等重要事实进行虚假陈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现金还款的事实难以查明时，因债权人持有借条等书面证据，故而举证的后果往往不利于债务人。因此，借贷双方应注意在民间借贷款项交付时，尽可能采用银行转账形式。确需采用现金方式的，应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归还借条，或在有见证人的情形下进行现金交易。若现金交付后，对方找理由称借条遗失、撕毁或抵押予他人不予归还的，应要求债权人出具书面材料载明借款返还的情况，以防止一方日后虚假陈述混淆事实。(案例来源：萧山法院)
6、当事人擅自修改管辖约定
【案 例】
姚某与王某、陆某存在借贷关系，姚某作为债权人向萧山法院起诉。起诉时，姚某提交了借条的复印件，其中出借人一栏为空白，借条载明：如有纠纷，则提交萧山法院诉讼解决。庭审过程中，姚某向人民法院提交借条原件，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该借条原件与姚某之前提交的复印件存在多处不符，出借人一栏出现了“姚某”字样，管辖约定则将“萧山”涂改成了“滨江”。姚某在诉讼中陈述，除了本案借款之外，其与王某、陆某还存在另一笔借款，且出具了格式完全相同的借条。双方口头约定将另案借款的协议管辖法院从萧山法院改成滨江法院，而姚某在修改借条文本时，错对本案借条进行了修改。后，姚某表示愿意撤回起诉。
萧山法院认为，姚某在诉讼中随意修改、变更借条内容，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裁定准予姚某撤回起诉，但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
【案例解读】
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在缔约过程中较为常见，但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比较少见。争议发生后，部分当事人为了选择更便利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在债权凭证上擅自添加管辖约定，或擅自修改内容制造管辖连接点，也有如案例中直接对管辖约定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以上行为均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建议当事人在借款合同签订过程中，明确纠纷处理方式和管辖约定，减少双方诉诸法院后因程序问题形成争议拖延案件审理。(案例来源：萧山法院)
7、当事人利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虚假诉讼，转移财产
【案 例】
李某向人民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要求裁定拍卖、变卖被申请人李某某、楼某某名下的坐落于杭州A区某街道某小区房产，所得价款在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由申请人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受理后进行了听证审查。在听证过程中，李某表示：2013年，李某某向其借款500万元，约定利息为年息15%，由楼某某提供担保，并以李某某、楼某某名下的坐落于杭州A区某街道某小区房产作抵押，于2013年10月28日办理了抵押登记。
李某依约交付了借款本金500万元，李某某没有归还借款本息。楼某某对李某的申请事项无异议。李某某未参加听证，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表示无异议。经人民法院询问得知：李某某从事房地产开发，财务紧张，欠债较多。楼某某与李某某于2000年离婚。债权人李某系楼某某与李某某的儿子。
鉴于当事人三方的特殊关系，滨江法院经检索当事人姓名进行查询发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就案涉借款已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案涉借款以及抵押权已消灭。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借虚假的民间借贷关系，试图通过诉讼转移财产，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申请人李某要求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案例解读】
利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是虚假诉讼中较为典型的类型。常见于家庭成员或地缘、亲缘关系之间、朋友之间。有债务人在对外大量负债无法偿还时，通过形成虚假民间借贷的法律外观，如虚签借条、循环转账等，制作虚假债权企图参与分配，甚至还制作抵押权登记，要求优先受偿，目的是达到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效果。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存在此类情形的，应积极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撤销虚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保护自身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时，也应认真审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原因、交付情况等案件事实，综合各方面因素，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真伪予以甄别。(案例来源：滨江法院)
8、当事人对公司破产债权受偿不满，转而对个人进行民间借贷诉讼
【案 例】
章某在富阳地区长期从事资金拆借，从2014年起与富阳A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借贷关系，双方交易的形式主要通过章某将借款付至A公司账户或其法定代表人陈某个人账户。
2015年4月10日，章某又向A公司出借款项30万元， A公司会计许某接受陈某的指令和委托，将许某的个人账户提供给了章某，该笔借款最终打入了许某个人账户。同时，许某对A公司之前与章某的借款共计110万元进行了结算确认，10日后，许某又代表A公司和陈某向章某办理借款15万元，并在借条上签字。
2016年，富阳法院裁定受理A公司破产清算案，章某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笔，一笔申报债权130.66万元(本金125万元、利息50.66万元);另一笔申报债权70.3万元(本金52.8万元、利息17.5万元)。经管理人调查，章某与A公司之间的借款往来，均在A公司财务资料载明，由陈某和A公司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借款资金亦由A公司使用，借款利息且存在超过法律保护范围的情况。
经统计，自2014年9月5日起章某累计向A公司出借本金791.8万元，A公司通过自身及关联人员(许某、陈某等人)累计向章某归还本金和利息计822.99万元，A公司已经超额支付章某借款本金和利息。故而，管理人最终确认章某债权为0元，经过两次债权人会议，章某均未提出异议。见A公司破产确认章某的债权为0，章某遂将A公司会计许某之前签订和收款的借款共计125万元予以整合，起诉要求其归还欠款。
富阳法院结合破产案件管理人对于A公司财务的调查情况和章某在破产案件中债权申报的情况，认定章某主张不实。人民法院认为，章某将公司债务转而向会计许某个人追讨的行为，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章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解读】
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来实施。如何区分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需要对事务是否属于职务或授权范围进行认定。当事人利用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的双重性，恶意串通损害企业权益，或者恶意向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转嫁债务，在案件审理中并不鲜见。企业应规范落实财务制度，区分企业账户、个人账户的款项进出。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在对外事务中，也应尽可能完善职务行为的外观，切勿为图便利而简单以个人身份对外出具借条、收取款项，最终陷于个人债务困扰。(案例来源：富阳法院)
9、同一款项隐瞒刑事处置，再提民事诉讼
【案 例】
万某系林某诈骗罪的刑事被害人。2013年，万某以林某对其以借款形式诈骗70万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最后，该事实被法院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2015年，万某拿出3份借条，分别是50万、8万和70万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还款。林某抗辩称70万元已经包含了50万和8万，而且该节事实已经在诈骗罪一案中查清并予以了处理。万某对此予以否认。
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调查后发现，70万元借款包含之前的50万借款，且于林某诈骗罪一案中予以处理。8万元也属于诈骗罪中予以处理的犯罪事实，而且在公安的调查笔录中，万某承认该8万元借款已经归还。后，万某自愿向法院申请撤诉。
人民法院认为，万某明知本案借款部分已经清偿、已经由刑事案件处理的情况下，仍隐瞒真相并捏造事实起诉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未准许万某撤回起诉，判决驳回万某的诉讼请求，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案例解读】
在部分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的款项可能因借贷关系涉嫌刑事犯罪而无法追回。对此，被害人首先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以期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减少损失。对于同一法律事实，刑事诉讼程序正在进行中，被害人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审结且涉及追赃的，亦应等待追赃结果。在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该就刑事诉讼及追赃情况如实向人民法院陈述。本案当事人隐瞒刑事案件相关事实且虚增债权，对人民法院作虚假陈述，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对于虚假诉讼当事人要求撤回起诉的，可以不予准许。(案例来源：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10、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及其他违法
【案 例】
周某起诉严某、晏某夫妻归还借款。晏某辩称自己和严某系假结婚，并没有真实的夫妻关系，因此也不应该承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严某的对外借款。严某对于双方是假结婚的说法也予以认可。经调查，严某在外多有负债，除本案以外，还有晏某的男朋友吴某的一笔大额借款且长期未还。恰好严某户口所在村面临拆迁，将得到一笔拆迁补偿款与安置房。吴某为了自己对严某的债权不落空，决定让其女朋友晏某与严某登记结婚。依据当地拆迁补偿的相关规定，以夫妻名义，每月享受拆迁补贴，并最终分配获得70平方的安置房面积补偿。晏某与严某登记结婚之后，未一起生活，晏某每月领取补贴供其与吴某使用。严某在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继续举债，最终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
杭州中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并核实上述事实，对于严某、晏某、吴某借结婚登记骗取拆迁补偿的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案例解读】
经济生活中一些涉及较大利益的事务，容易出现当事人之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以征收拆迁为例，部分当事人为获得更多的拆迁利益，采用虚报面积、虚报人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缔结婚姻关系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已涉嫌刑事犯罪。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中，此类犯罪嫌疑线索可能作为案件事实而被发现。人民法院发现此类犯罪线索的，将当根据具体的情形，依法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进行处理。(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11.以借贷为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案 例】
本案出借人高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未约定利息，而是约定高额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高金公司多次从事向外借款业务，而且多数情况下约定有借款期内的高额利息的情形，借款人存在多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即其出借的对象亦不特定，因此，高金公司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本案所涉的两笔《借款合同》是其经营放贷业务中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从事放贷业务。而且，虽然本案中的两笔《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但借款期限仅为三个月，而违约金却超出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存在以收取高额违约金或高额逾期利息的方式实现营利目的的情形。高金公司系投资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向外放贷的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亦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解读】
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案例来源：（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众所周知,定罪不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其一,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大前提是固定的,但在定罪时,作为法律规范的大前提的含义并不固定不变,因为法律的基本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现的,是通过审理案件发现的。其二,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小前提也是清楚明白的,但在定罪时,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具有多个侧面、多重属性,对之可以作出多种归纳与分析。其三,在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结论是最后形成的,但在定罪时,往往会出现先有结论(预判),后寻找大前提(所谓三段论的倒置)的情况。
但是,大体而言,定罪也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从形式逻辑规则的观点来看,对法律案件的决定是根据三段论法作出的,其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的情况是小前提,案件的决定是结论。把案件的决定看作是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得出的结论,对于彻底确立法制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制的实质就在于使所有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而在法的适用方面,只有当适用法的机关准确地和正确地把法律规范适用于一定的具体情况,即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决定法律案件时,才能出现这种相符合的情况。”([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判断犯罪构成符合性时,应当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大前提,以具体的事实为小前提,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具体地说,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把应当判决的、具体的个案与规定基本犯罪构成、加重及减轻犯罪构成的刑法规范联系起来;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是司法工作人员思维的两个界限;司法工作人员要从案件到规范,从规范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对于案件事实,要以可能适用的犯罪构成为指导进行归纳和分析;反之,对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通过特定个案或者案件类型进行解释;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比较者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将案件事实向刑法规范拉近,另一方面要将刑法规范向案件事实拉近。
显然,不管定罪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还是一种三段论的倒置,都要求将刑法规定作为大前提,也可以说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犯罪,不符合的就不是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直接或者变相地用另一种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现象,典型的便是“套路贷”概念。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只要有“套路”就是诈骗,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然而,“套路贷”并不是一个刑法概念,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或者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从刑法角度定义“套路贷”对认定犯罪并没有任何意义;“套路贷”的概念与定义不能成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律标准。其一,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然后直接得出该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的结论。因为这种判断方法完全用“套路贷”概念取代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因而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在认定具体犯罪时,如果一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就不能借助“套路贷”的概念使之构成犯罪。因为这种做法不是根据刑法规定认定犯罪,而是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定罪的根据,但这一根据不可能是“法律”根据,同样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三,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也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再根据刑法规定判断该行为构成什么犯罪。因为在定罪的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只有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并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概念。例如,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只需要直接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杀人行为、是否造成了杀人结果,二者之间是否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杀人故意,而不需要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再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不以其是否属于暴力为前提,而且,即使属于“暴力”也不一定构成故意杀人罪。简言之,“暴力”并不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的内容。既然如此,在认定故意杀人罪时,认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暴力”就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刑法中的任何一个法条都没有“套路贷”概念,任何一个犯罪的成立都不以行为属于“套路贷”前提,即使属于“套路贷”也不一定构成犯罪;在刑法规范中没有“套路贷”概念或者说刑法本身没有将“套路贷”本身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将“套路贷”作为适用大前提的中间概念,以及将案件事实归纳为“套路贷”,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上可见,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犯罪,根本不需要也不应当借助“套路贷”这一概念,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根据刑法规定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例如,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个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首先应当直接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上述要素;如果具备了上述要素,就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得出肯定结论,行为人的行为就成立诈骗罪(当然,缺乏后几个要素的,可能成立诈骗未遂)。
再如,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个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首先应当直接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上述要素;如果不具备上述要素,如行为人向对方出借现金后,只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为人归还借款的,就不可能符合“实施恐吓行为”这一要素(即使对方害怕被起诉,也不能据此认为行为人实施了恐吓行为),不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敲诈勒索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就能直接得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结论。对于其他犯罪的认定,也应当采取上述判断方法。不难看出,那种无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直接将刑法没有规定的“套路贷”概念作为认定行为构成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标准的做法,不可能成为认定犯罪的正确方法。
诚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4月9日《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了“套路贷”的概念,描述了“套路贷”的手法与步骤。但是,其一,作为司法解释的《意见》不可能创制一个犯罪构成,事实上,《意见》也没有创制一个犯罪构成。其二,《意见》并没有要求下级司法机关根据其所描述的“套路贷”的手法与步骤直接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其三,《意见》更没有规定“套路贷”就是诈骗罪。例如,《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显然,《意见》并没有将“套路贷”表述为“相关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而是表述为“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言下之意,一部分“套路贷”只是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是说任何“套路贷”都构成诈骗罪。再如,《意见》还指出,“套路贷”行为还可能触犯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犯罪;因此,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规定确定罪名。这显然否定了“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的观点。其四,《意见》明确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充分说明,并非因为是“套路贷”就直接构成诈骗罪,相反,司法工作人员仍然需要根据刑法规定具体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以及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五,《意见》还特别指出,不能将合法的民间借贷归入“套路贷”。换言之,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并不都属于《意见》所规定的“套路贷”,或者说,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完全可能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即使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也可能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例如,甲、乙等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A两次向公司分别贷款人民币7000元、8000元,但签订借款金额分别为14000元、16000元的虚高借款合同。公司以砍头息、保证金、管理费等名义向A事前分别收取1865元(A实际得款5135元)、2280元费用(A实际得款5720元)。甲事前明确告知A,如果未违约按期偿还,虚高的金额无需支付;但若违约,虚高的金额将作为违约金、催收费要求A支付。后A未按期还款,甲、乙等人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催讨,催讨未果后,持虚高的借条上门索债。在一般人观念中,甲、乙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甲、乙等人根本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A对所有事实与后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受欺骗。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甲、乙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使这种情形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另一方面,甲、乙等人通过上述方法索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犯罪。
总之,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依据,是定罪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除此之外的非刑法概念不得作为定罪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司法工作人员完全可能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之后,先凭借自己经过训练的直觉得出其行为构成某种犯罪的预判(或假定),然后再论证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符合性。这些做法都很正常,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认定犯罪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得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倘若将一个非刑法概念直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或者在查清事实之后,先得出有罪结论(或假定),后来没有寻找到可能适用的刑法条文,却依然根据非刑法概念定罪处刑,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的观点,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典型表现,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1、职业放贷人变换出借人，提起虚假诉讼
【案 例】
叶某以其所持有的债权凭证向人民法院起诉，称钟某、马某于2015年向其借款40万元未还，请求法院判决钟某、马某归还借款。钟某、马某认可借款事实，但主张出借人系董某，当时借条并未写明出借人，且其已经向董某归还20万元本金，叶某是董某的工作人员，董某收到20万元本金后，再由叶某持40万元的借条起诉要求归还全款，属于虚假诉讼。钟某、马某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向董某归还借款本息20万的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关联案件检索发现，叶某在本市范围内同一时间段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且所有涉案债务人均辩称叶某系为董某工作，借款本金归还一半后，叶某再以原借条金额起诉。
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杭州中院认为债务人的相关抗辩属实，叶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0元。
【案例解读】
民间资本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活跃，资金拆借活动有时呈现规模化、组织化等特点。在借款过程中，当事人应特别注意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警惕可能陷入“套路贷”的泥潭，特别要对预扣利息、变相高利、借款协议未注明借款人等情况多加留意，借款协议签订时应尽可能要求制作并留存副本，以便出现纠纷时进行比对，还款时应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或代收凭证。对于已经发生的侵犯权益的行为，包括可能涉黑涉恶的非法催讨行为，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有犯罪嫌疑的，亦应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2、当事人利用已签章的空白纸张，伪造证据
【案 例】
潘某系杭州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刘某存在长期加工业务往来。2017年，A公司起诉刘某归还欠款，主要证据为一份债权凭证，上半部分记载“刘某尚欠A公司XXX元”等信息，下半部分记载刘某的姓名和银行账户信息。诉讼中刘某辩称，该证据系伪造而成，下半部分的姓名与银行信息，确系刘某书写，但该材料形成于加工业务往来中刘某要求A公司向其指定账号打款时，而纸张上半部分所谓尚欠款项的信息，系A公司自行添加。
杭州中院查看证据之后，结合交易习惯认为确实存疑，经深入调查，潘某承认该证据确系伪造形成。人民法院查明该事实后，认为潘某伪造证据，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对潘某处以罚款10000元。
【案例解读】
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中，当事人有时会因贪图便利或疏于监管，形成已经签字或者盖章的空白纸张。在民间借贷中，常见被诉一方主张不存在借贷关系，只是曾在空白纸张上签字的抗辩。空白签章文书的流转具有巨大的法律风险，极易形成虚假诉讼，为避免陷于此种不利境地，当事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应妥善管理公章、谨慎签字，避免出具和流失已签章的空白纸张。同时，如出具的文书在纸面上留有大量空白页面，建议在正文后写明“此后无正文”等文字，防止他人擅自添加其他内容。(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3、债权人利用同一笔借款，制作多份债权凭证，进行虚假诉讼
【案 例】
刘某系建德市职业放贷人，叶某于2015年分次向刘某借款共计6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了高息。后刘某去叶某家中催债，要求叶某父亲提供担保，双方发生争吵。刘某要求叶某再出具一张6万元借条后离开，但并未将之前的借条销毁或归还。数日后，刘某在路上撞见叶某，并扣住叶某驾驶的轿车要求以该车作为借款抵押，但因为该车并非叶某所有而作罢。刘某遂又要求叶某出具一张7.2万元的借条(包含本金6万元、利息1.2万元)。之后，刘某以三张借条共计本金20.2万元，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叶某以“只借款6万元，后续出具的两份借条均为确认和结算”为由抗辩。
建德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并要求双方出具如实陈述保证书。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与法院调查的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刘某在诉讼中虚假陈述，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叶某归还刘某借款6万元以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对刘某处以司法拘留十日的处罚。
【案例解读】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同一笔借贷关系签订多份不同的借条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债务人签订多份借条，有的借贷双方在结算过程中形成多份借条或在债务展期、增加保证时签订新借条。在这些情况下，债务人常常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出具新借条时未回收或确认销毁旧借条，也未在新借条上就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写明。部分债权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以期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防范此类不诚信诉讼行为，债务人应提高风险意识，如确有必要就同笔债务出具新的借条，应回收或要求当面销毁旧借条原件，或在新借条上载明相关情况。(案例来源：建德法院)
4、当事人在证据上擅自涂改、添加内容
【案 例】
汪某向陈某出借款项10万元，由胡某、方某提供担保。陈某、胡某、方某在《借款担保协议》上签字确认，但各方对于借款的借期、利息未予以书面约定。后陈某、胡某、方某未归还借款，汪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明确借期和利息，汪某擅自在《借款担保协议》上添加内容，在借款时间一栏添加“3个月，自2016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6月17日止”，在借款利息一栏添加“2%(每月贰万元)”。陈某、胡某、方某对《借款担保协议》上汪某自行添加的内容均提出了异议。
桐庐法院查明该事实后，认为汪某在证据上擅自添加内容，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汪某的相应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
【案例解读】
在书面证据上擅自涂改、添附内容，是不诚信诉讼行为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不诚信的证据持有人在诉讼过程中，发现书面证据存在瑕疵，如借条未写明借期、利息，或借条上载明了预扣利息等内容时，会存在侥幸心理对证据擅自进行修改、添附。对于举债人而言，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如借条、欠条、借款合同、收条等)时应尽量完善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固定双方约定内容，尽量避免口头约定。发现书面证据经另一方当事人涂改、添加内容的，应积极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反证据。借贷双方形成口头约定的，应尽早转化为书面协议，切不可想当然地依据口头约定的内容擅自在已有的借条上涂改、添附，妨碍民事诉讼。(案例来源：桐庐法院)
5、当事人在法庭调查中，虚假陈述
【案 例】
徐某持有借条等证据起诉陈某、李某、陆某共同归还7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在庭审中，被告李某辩称已经现金归还全部借款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徐某的通话录音。通话录音显示，李某以借款还清为由要求徐某归还借条原件，徐某在通话中确认了本案7万元的借款已经还清，并表示借条暂时押在案外人处，等收回之后再归还给李某。李某提交的该份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徐某系虚假陈述。
萧山法院认为，徐某在本案中就借款归还的重要事实未如实陈述，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并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
【案例解读】
在小额民间借贷中，款项往来有时采用现金的形式，当事人间常常对于借款是否交付、本金利息是否归还等事实各执一词。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借贷双方均可能利用这一点，就借款关系是否生效、还款义务是否已履行等重要事实进行虚假陈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现金还款的事实难以查明时，因债权人持有借条等书面证据，故而举证的后果往往不利于债务人。因此，借贷双方应注意在民间借贷款项交付时，尽可能采用银行转账形式。确需采用现金方式的，应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条、归还借条，或在有见证人的情形下进行现金交易。若现金交付后，对方找理由称借条遗失、撕毁或抵押予他人不予归还的，应要求债权人出具书面材料载明借款返还的情况，以防止一方日后虚假陈述混淆事实。(案例来源：萧山法院)
6、当事人擅自修改管辖约定
【案 例】
姚某与王某、陆某存在借贷关系，姚某作为债权人向萧山法院起诉。起诉时，姚某提交了借条的复印件，其中出借人一栏为空白，借条载明：如有纠纷，则提交萧山法院诉讼解决。庭审过程中，姚某向人民法院提交借条原件，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该借条原件与姚某之前提交的复印件存在多处不符，出借人一栏出现了“姚某”字样，管辖约定则将“萧山”涂改成了“滨江”。姚某在诉讼中陈述，除了本案借款之外，其与王某、陆某还存在另一笔借款，且出具了格式完全相同的借条。双方口头约定将另案借款的协议管辖法院从萧山法院改成滨江法院，而姚某在修改借条文本时，错对本案借条进行了修改。后，姚某表示愿意撤回起诉。
萧山法院认为，姚某在诉讼中随意修改、变更借条内容，妨碍案件审理，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裁定准予姚某撤回起诉，但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
【案例解读】
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在缔约过程中较为常见，但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比较少见。争议发生后，部分当事人为了选择更便利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在债权凭证上擅自添加管辖约定，或擅自修改内容制造管辖连接点，也有如案例中直接对管辖约定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以上行为均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建议当事人在借款合同签订过程中，明确纠纷处理方式和管辖约定，减少双方诉诸法院后因程序问题形成争议拖延案件审理。(案例来源：萧山法院)
7、当事人利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虚假诉讼，转移财产
【案 例】
李某向人民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要求裁定拍卖、变卖被申请人李某某、楼某某名下的坐落于杭州A区某街道某小区房产，所得价款在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由申请人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受理后进行了听证审查。在听证过程中，李某表示：2013年，李某某向其借款500万元，约定利息为年息15%，由楼某某提供担保，并以李某某、楼某某名下的坐落于杭州A区某街道某小区房产作抵押，于2013年10月28日办理了抵押登记。
李某依约交付了借款本金500万元，李某某没有归还借款本息。楼某某对李某的申请事项无异议。李某某未参加听证，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表示无异议。经人民法院询问得知：李某某从事房地产开发，财务紧张，欠债较多。楼某某与李某某于2000年离婚。债权人李某系楼某某与李某某的儿子。
鉴于当事人三方的特殊关系，滨江法院经检索当事人姓名进行查询发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就案涉借款已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案涉借款以及抵押权已消灭。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借虚假的民间借贷关系，试图通过诉讼转移财产，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申请人李某要求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案例解读】
利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是虚假诉讼中较为典型的类型。常见于家庭成员或地缘、亲缘关系之间、朋友之间。有债务人在对外大量负债无法偿还时，通过形成虚假民间借贷的法律外观，如虚签借条、循环转账等，制作虚假债权企图参与分配，甚至还制作抵押权登记，要求优先受偿，目的是达到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效果。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存在此类情形的，应积极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撤销虚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保护自身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时，也应认真审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原因、交付情况等案件事实，综合各方面因素，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真伪予以甄别。(案例来源：滨江法院)
8、当事人对公司破产债权受偿不满，转而对个人进行民间借贷诉讼
【案 例】
章某在富阳地区长期从事资金拆借，从2014年起与富阳A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借贷关系，双方交易的形式主要通过章某将借款付至A公司账户或其法定代表人陈某个人账户。
2015年4月10日，章某又向A公司出借款项30万元， A公司会计许某接受陈某的指令和委托，将许某的个人账户提供给了章某，该笔借款最终打入了许某个人账户。同时，许某对A公司之前与章某的借款共计110万元进行了结算确认，10日后，许某又代表A公司和陈某向章某办理借款15万元，并在借条上签字。
2016年，富阳法院裁定受理A公司破产清算案，章某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笔，一笔申报债权130.66万元(本金125万元、利息50.66万元);另一笔申报债权70.3万元(本金52.8万元、利息17.5万元)。经管理人调查，章某与A公司之间的借款往来，均在A公司财务资料载明，由陈某和A公司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借款资金亦由A公司使用，借款利息且存在超过法律保护范围的情况。
经统计，自2014年9月5日起章某累计向A公司出借本金791.8万元，A公司通过自身及关联人员(许某、陈某等人)累计向章某归还本金和利息计822.99万元，A公司已经超额支付章某借款本金和利息。故而，管理人最终确认章某债权为0元，经过两次债权人会议，章某均未提出异议。见A公司破产确认章某的债权为0，章某遂将A公司会计许某之前签订和收款的借款共计125万元予以整合，起诉要求其归还欠款。
富阳法院结合破产案件管理人对于A公司财务的调查情况和章某在破产案件中债权申报的情况，认定章某主张不实。人民法院认为，章某将公司债务转而向会计许某个人追讨的行为，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判决驳回章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解读】
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来实施。如何区分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需要对事务是否属于职务或授权范围进行认定。当事人利用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的双重性，恶意串通损害企业权益，或者恶意向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转嫁债务，在案件审理中并不鲜见。企业应规范落实财务制度，区分企业账户、个人账户的款项进出。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在对外事务中，也应尽可能完善职务行为的外观，切勿为图便利而简单以个人身份对外出具借条、收取款项，最终陷于个人债务困扰。(案例来源：富阳法院)
9、同一款项隐瞒刑事处置，再提民事诉讼
【案 例】
万某系林某诈骗罪的刑事被害人。2013年，万某以林某对其以借款形式诈骗70万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最后，该事实被法院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2015年，万某拿出3份借条，分别是50万、8万和70万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还款。林某抗辩称70万元已经包含了50万和8万，而且该节事实已经在诈骗罪一案中查清并予以了处理。万某对此予以否认。
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调查后发现，70万元借款包含之前的50万借款，且于林某诈骗罪一案中予以处理。8万元也属于诈骗罪中予以处理的犯罪事实，而且在公安的调查笔录中，万某承认该8万元借款已经归还。后，万某自愿向法院申请撤诉。
人民法院认为，万某明知本案借款部分已经清偿、已经由刑事案件处理的情况下，仍隐瞒真相并捏造事实起诉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未准许万某撤回起诉，判决驳回万某的诉讼请求，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案例解读】
在部分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的款项可能因借贷关系涉嫌刑事犯罪而无法追回。对此，被害人首先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以期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减少损失。对于同一法律事实，刑事诉讼程序正在进行中，被害人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审结且涉及追赃的，亦应等待追赃结果。在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该就刑事诉讼及追赃情况如实向人民法院陈述。本案当事人隐瞒刑事案件相关事实且虚增债权，对人民法院作虚假陈述，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对于虚假诉讼当事人要求撤回起诉的，可以不予准许。(案例来源：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10、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及其他违法
【案 例】
周某起诉严某、晏某夫妻归还借款。晏某辩称自己和严某系假结婚，并没有真实的夫妻关系，因此也不应该承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严某的对外借款。严某对于双方是假结婚的说法也予以认可。经调查，严某在外多有负债，除本案以外，还有晏某的男朋友吴某的一笔大额借款且长期未还。恰好严某户口所在村面临拆迁，将得到一笔拆迁补偿款与安置房。吴某为了自己对严某的债权不落空，决定让其女朋友晏某与严某登记结婚。依据当地拆迁补偿的相关规定，以夫妻名义，每月享受拆迁补贴，并最终分配获得70平方的安置房面积补偿。晏某与严某登记结婚之后，未一起生活，晏某每月领取补贴供其与吴某使用。严某在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继续举债，最终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
杭州中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并核实上述事实，对于严某、晏某、吴某借结婚登记骗取拆迁补偿的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案例解读】
经济生活中一些涉及较大利益的事务，容易出现当事人之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以征收拆迁为例，部分当事人为获得更多的拆迁利益，采用虚报面积、虚报人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缔结婚姻关系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已涉嫌刑事犯罪。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中，此类犯罪嫌疑线索可能作为案件事实而被发现。人民法院发现此类犯罪线索的，将当根据具体的情形，依法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进行处理。(案例来源：杭州中院)
11.以借贷为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案 例】
本案出借人高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未约定利息，而是约定高额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高金公司多次从事向外借款业务，而且多数情况下约定有借款期内的高额利息的情形，借款人存在多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即其出借的对象亦不特定，因此，高金公司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本案所涉的两笔《借款合同》是其经营放贷业务中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从事放贷业务。而且，虽然本案中的两笔《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但借款期限仅为三个月，而违约金却超出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存在以收取高额违约金或高额逾期利息的方式实现营利目的的情形。高金公司系投资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向外放贷的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亦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解读】
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案例来源：（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